庄朝晖：一位青年教师在高校的艰难生存 　　我

不能让自己再装聋作哑，沉默的表达代价太傻。 ——罗大佑《恋曲2000》 　　

        如果把高校教师比喻成金字塔，那么金字塔自上而下分别是院士、博导、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组成坚实塔基的正是最底层的助教和讲师。如今的金字塔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有益的改革――高校改革，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北大开始，渐次传递到全国各大院校。对于这场高校改革，很多教授学者都有专论。然而，高校里人数最多的青年教师，却还少有人发言。“直心是道场”，本文试图以描述性的叙述方式，提供对于高校改革的另一种视角，并且提供高校生存现状的一个个例。

 楔子　　五月的早上，夏日的太阳已经探出他灿烂的笑容。天空湛蓝，海波脉脉，海鸟在海面上自由地飞翔。开往另一个校区的船上，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在讨论着即将的课程。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打开一听，是院里研究生秘书打来的电话：小庄你好，你这次只能读委培，已经没有公费名额了。如果你不想读委培的话，请答复我，好把机会让给其他人。　　这个消息带给我的首先是愕然。本来以为，以考试成绩（三门课皆超过85分）和复试成绩综合第一的条件，我有机会录取为公费名额的博士生。然而有所期待，必定有所失落。人的脆弱性，在此体现无遗，一个消息，可以令你欣喜若狂，一个消息，也可以令你黯然神伤。　　

上完课后，回到本校，了解了一下情况，原来是三位直博生把公费名额全部占用了。对此，我是完全理解的。相对于老师，学生没有经济能力，往往更需要公费的支持。　

　按照学校的政策，如果委培读博的话，我总共要交纳39000元。等到我拿到博士学位，学校会报销一半的学费。然而这笔钱，对于我，却也不是小数目。

去年，我父亲淋巴结肿大，在泉州检查了两三周检查出癌症晚期后，决定到福州接受治疗。由于我父亲是木器厂下岗工人，所以治疗费用完全自费。尽管有证据显示这种腺癌是职业病，然而单位已倒闭，又到何处去诉求？在福州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我父亲由于身体受不了，更由于不忍心加重儿女的经济负担，选择放弃治疗，回到家中休养，服用一些电视上报纸上大力推销的抗癌产品。到了今年4月份，家父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1日去世。我家本来就不宽裕，家父去世后，我家举债累累。在此状况下，我又何忍心再拿钱去读书呢？对于家父，我一直负疚于心。

为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和普通话考试，我并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更多地陪侍在他老人家的身旁。可谓不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斯可痛也！在父亲的灵前，我曾经以博士考取向父亲献祭。现在，我只能收回，父亲在天之灵原谅！　　

那么，如果我今年不读博的话，按照目前系里的规定，以后要读博的话，就要先辞职。由于海内外的博士们挤着来我们系，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系里不会为教师读博而出一分钱，也不会因为教师读博而减免任何工作量。在系里经济紧缺的情况下，这些确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今年不读博，以后也不读博的话，那么我永远升不到副教授。因为高校改革后学校新《聘任条例》第十七条写着：担任副教授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那是否意味着我还可以一直在学校里当讲师？

《聘任条例》第三十条写着：“中级及以下职务教师在３个固定期限合同聘期内未能受聘高一级职务岗位，学校不再续聘。”那就意味着，当我40岁左右的时候，我很可能会被学校解聘。子曰“四十不惑”，正是我下岗的年龄。然而站在学校立场，鼓励高学位鼓励适度竞争，这些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读博还是不读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甚至会影响到我的未来人生。在这个当口，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当前的拥有也不确定起来，思绪飘飞，过去的经历当下化到我的眼前。 过去　　98年暑假，我刚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公司。三个月后，由于岗位和工资与应聘时的许诺存在相当差距，所以我决定辞职。这时候，追忆起校园的似水年华，所以我选择了考研。按照规定，我把自己的户口和档案打回自己的家乡，经过三个月的苦读，我在本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99年春，复试的那一天，当时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老师召集我们，事先跟我们说：现在系里缺老师，所以系里有意招在职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你们愿意当老师的话，要与学校、系签订三方协议。录取时，系里会优先考虑签协议的同学，不一定以成绩排名顺序来录取。一言既出，我们考生心里打鼓。对于我来说，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无论如何是要上的。所以，我选择了签约。这就是我教师生涯的开始。　　当时除了第一名的考生，大家都同意签约，系里最后选择了三位考生。我们三位考生，还有系里三位保送生，总共六人，我们成为系里的第一届在职硕士生。硕士期间，我们可以部分享受助教的待遇，但是不计算工龄，不领研究生补贴。硕士毕业后，必须留校工作四年。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后面陆续又有保送生当在职教师。我们10多位在职教师，在系里有个形象的名字——“绿叶工程”。我们的工作就是担任基础课程的主讲或者助教，同时协助导师们进行科研活动。　　当时，系里师资紧缺。同时，毕业生不倾向留校。那时是IT业的黄金时光，毕业生都倾向于出去挣钱。所以，系里推出“绿叶工程”，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效果上来说，我们在职教师确实缓解了系里教学的压力，同时部分在职教师对于教授副教授们的科研活动也有相当的贡献。　

　然而，世事无常。IT业近几年低迷不振，博土毕业生的数量又如雨后春笋。时至而今，我们年青教师却成了“鸡肋”。我们知道我们占用了系里的位置，以至于影响了系里招聘更多的海内外博士。

 现在 　　年矢每催，一晃几年过去了。2002年，我正式成为本系助教。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青年教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压抑在青年教师的心灵深处，无处释放，默默忍受。BBS教工版上，弥漫着一股绝望虚无的氛围，泪花里掩饰的轻笑。青年教师身处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是任劳任怨的，而且也只能任劳任怨。在我们系，对于教学工作量的要求，原来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依次递增，后来系里通过一个决议，从此以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额定工作量一律持平。在期末结算的时候，一些教师因为超工作量领取几千元补贴的时候，我们青年教师却要从原已拮据的口袋中再掏回几千元以弥补工作量上的不足。经过教学改革后，现在这种状况可能不会再发生。至于每年的教学评优，那是很难落到青年教师头上的，即使你讲得再好。在科研上，青年教师同样是科研团队里的中坚力量。有些人是团队里的思维发动机，有些人是论文写作者，有些人是编程实现者，有些人是组织者。有些人帮导师带研究生、带本科设计，有些人帮导师做基金课题，有些人帮导师挣钱。在教学以外，青年教师奉献着他们另一半的青春。然而，他们的科研工作量大部分算在导师的身上，即使这个课题中他们承担了大部分实现工作。对此现象，我是旁观者，因为这两年我处于没有导师的状态中。青年教师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作为高校教师，他们的年龄一般处于25到34岁之间，正是买房子、结婚、生小孩、赡养老人的时间。然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可能都是我们经济不可承担之重。在我校，年青教师的实发工资一般在2000元上下，以购房为例，当地普通房子的价格在40万左右，以每个月剩余1000元计算，我们将要存33年才够房子钱。可资对比的是，同等专业的同学在北京上海深圳，现在的月工资一般在1万元左右。当然了，既然我们选择了学术，我们也就选择了清贫。

那么，在学术发展道路上，我们又有如何的发展空间呢？学院《教师岗位职责与任职条件细则》第七条规定：担任副教授职务，应当具备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为：“具有博士学位”。如果说这一条件经过努力，我们还勉强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第四个基本条件为：“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担任讲师职务期间或最近5年内，至少完成下列1项科研任务：（1）至少主持过1项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省部级（不含副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课题；（2）承担过实际到校经费30万元以上（个人完成部分）的横向科研课题”。

对于我们青年教师来说，就现状而言，第四个条件基本上属于“impossible mission”。换句话来说，对于大部分青年教师来说，到了40岁的时候，我们都只能下岗。在这些重重压力下，我们还要学习《青年心理学》等等课程，我们还必须参加英语PETS－5考试，我们还要参加普通话考试。对于目前国内对于英语盲目崇拜的潮流，我一直有所批判。学生们忙着考英语六级、GRE、TOFEL，时间不花在专业课程上，也不花在博雅教育上。

而我们青年教师，居然也还要参加英语PETS－5的考试。我以为，PETS－5考得好，不一定基于英文文献的专业研究就好。反过来，英文论文写得好的教师，他的PETS－5也不一定能考得好。一句话，PETS－5与专业研究相关性几乎为零。至于普通话考试，我也有点想法。一位教师，难道因为他没有说出儿化音，他的话学生就听不懂吗？一位教师，难道因为他没有说出轻声，他的学生就听不懂他的课吗？以我为例，我的普通话响亮而清楚，这次普通话考试，我的成绩不合格。我们青年教师，有必要把有限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这类近于无谓的过程之中吗？既然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不提出来呢？好，这就涉及到向谁提的问题了。向系领导反映？虽然在系领导选举中，我们都有投票权。然而这些投票统计只有参考性的作用，统计结果也没有公布。

所以，从选举程序的角度来看，系领导有理由不为我们青年教师的利益考虑，他们也有理由不兑现他们的选举纲领。向教授委员会提？教授委员会里面，没有年青教师的代表，对于青年教师的意见，他们可听可不听。我深信，如果是助教委员会有权力的话，我们很可能也顾不上教授们的利益。向工会提？工会的作用似乎只是组织春游诸事务。即使工会传达了青年教师的意见，可能也用处不大。是以诉求无门，郁郁于心。如此郁郁，长久下来，必成病根。那么，是不是我们青年教师的水平很差，教学与科研都没有水平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青年教师都是具备相当计算机理论与实践水平的。从学生期末对教师的测评结果看，青年教师的平均分可能是要高于其他教师的平均分。

由于计算机学科的复杂性，它既有科学的层面，又有技术的层面，所以特别是在一些侧重技术层面的专业基础课程上，青年教师相对于其他教师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以《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为例，我认为，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不会差于其他教师，除非该教师就是研究该领域的。以我为例，担任过《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安全导论》的主讲，还担任过《线性数学》、《图论与集合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的助教，未来还可能担任《计算机科学导论》、《逻辑程序设计》的主讲。我指导的本科毕业设计，拿了优秀。我相信，我的教学水平，不会比年长教师或新来博士的一般水平低。

然而，在高校里面，教学只是一个基本要求，高校里考察更多的往往是科研水平。那好，那就来看看科研水平。相当部分的青年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写出了较高水平的论文。有的教师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有权威刊物的论文。有的教师在任职期间，有顶级国际会议的论文。以我这个比较差的为例，助教期间，我完成了一篇EI收录的国际会议论文，一篇二类核心刊物论文，一篇一类核心刊物的教学论文，在论文要求上达到了高级职称的岗位职责，然而我还只是个初级职称。可资对比的是，我的大学同学们早就是中级职称了，有些正在迈向高级职称。在专业科研之外，我出版了个人思想文集《思拷者手记》（文联出版社2003），并有三十万字左右的《救赎之路》思想文稿。

其中，部分文章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逻辑与认知》（中大电子刊）、《2004中国杂文精选》、《杂文选刊》、《南风窗》、《读者》、《南方周末》、《人世间》等报刊杂志。中国学术论坛、香港人文哲学会、新浪网和真名网站有我的个人文集或BLOG。2004年，我的哲学论文被第一届中国哲学大会录用，受邀参加会议。同年，我的逻辑哲学论文《因明论——一个基于事实的假设推理框架》被世界弘明哲学大会录用，受邀前往美国夏威夷参加会议并做主题报告。著名逻辑哲学学者B.H.Slater先生与我合作翻译《因明论》一文的英文版，中大哲学系的教授邀请我去读逻辑哲学博士。

虽然因为经费问题，最后都没有成行，然而这些我都看作一种荣誉。我以为，这也是学校、院系的荣誉，因为我所有文章都是署有单位的。然而这些工作，对于系里来说，根本不可能考虑，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未来　　未来，我们青年教师还有未来吗…… 　　今年寒假期间，从新浪网上得知，我们学院一位青年在职博士生自杀身亡。如果有更宽松的环境，如果院系有家的感觉，如果在职博士生有对人生道路的自信，那么我想，这位青年教师，或许就不会如此执着于他的病体而选择轻生吧。一叹！

后记　　维特根斯坦在《札记》里写道：“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 在公共领域的言谈中，我敞开了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然而，我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并不只是我的个人感想，或多或少，这些想法都可以从青年教师的言谈中听得。然而，在正式的场合，没有人肯说出来。其中的潜规则，正是十分的微妙。第一个说出来的青年教师，会担心在系里呆不住。其他的青年教师，却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所以，没人想当第一个，大家都想等着别人说。我也是这样子的，这也是我长期养成的习气。回头想想，却也好笑。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因为我几近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最低职称，甚至几乎没有存款。

呵呵，大不了继续摆地摊，卖我囤积已久的书籍。《心经》曰：“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机发现恰当的言辞”。我，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愿意以我的学术生涯作为祭品，献给神圣的学术殿堂！故有此文，希望能给中国高校改革作为参考，希望有助于改善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　　我们系，只要坚持目前的教学改革，我相信，未来肯定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理论计算机人才。可以欣慰的是，于此教学改革，有我参与推动和实践的一份微薄之力。在系里学习了7年，当老师也当了快6年，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了我们系未来光明的前景。在美丽的校园里，我在思想上和专业上都找到了未来的方向。谢谢老师同学们，小庄叩谢！　　是为后记！ 2005年5月28日